一、老庄籍贯诸说：
关于老子故里，现在主导的说法有二种：鹿邑说与涡阳说。
河南鹿邑说大概从宋元以来就成为主要的说法：宋真宗皇帝在河南鹿邑的太清宫竖立了一个《先天太后赞》碑，是称颂老子母亲的。可以肯定地说，鹿邑确是中国道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文化纪念地。在1990年以前，老子故里鹿邑说争议不多。
1990年以后，安徽省有关方面和涡阳县的一些文化人士通过对史料的检索和对当地的文物考古和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研究老子故里的文献与实物资料，他们确认：老子当是春秋时期宋国相人，出生在今天的涡阳县闸北镇太清宫的流星园址。从此开始了老子故里之争。
关于庄子故里，说法较老子为多，主要有河南商丘说，山东东明说，曹县说，安徽蒙城说等等。
河南商丘说是明代提出的。现在商丘说也有几种：一说商丘东北，一说商丘西，或说商丘，或说商丘附近。
商丘东北说的主要依据是战国时代在商丘东北曾有一个“蒙泽”，因司马迁《史记》中说“庄子，蒙人”；商丘民权县也有一个古墓，上有清代乾隆五十四年刻的“庄子之墓”碑，因此，庄子又成了商丘人或商丘附近人。
山东东明说则认为：庄子为吏于漆园，垂钓于濮水，著书于南华，这些庄子生活过的地方都在今东明境内。
安徽蒙城说则根据蒙城出土的宋代苏东坡的《庄子祀堂记》和王安石的诗《题蒙城清燕堂》，因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王安石等人都确认蒙城是庄子故里。
二、老庄地域探索：
老、庄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精神支柱。道家思想文化的源头，我以为，它也与儒家一样，是与历史地域有关联的。
1、老子诞生地探索
明确记录老子籍贯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解开老子的籍贯，应从这里开始。探究“楚苦县”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
《史记·正义》明确说苦县与“彭城相近”，同时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庙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县也。”
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管霸与边韶去祀老子，边韶的《老子碑》文说：“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
公元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撰的《水经注》也记述了老子庙的地理特征：“涡水又东北屈，谷水注之”，“谷水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孔子庙…北側老君庙，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涡水之側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李母塚，塚东有碑，是永兴元年譙令长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于曲涡间。”
在《庄子》一书中，也多次地写到老子的诞生地：
《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
《庄子·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
《庄子·庚桑楚》：“子胡不南见老子！”
《庄子》书中对老子故里在“南方”、“沛地”确认不疑。
古代诗文中亦有对老子庙的描述：
《古诗源》卷十四，有北周诗人庾信（公元513～581年）的一首《至老子庙应诏》诗，诗中有“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之句；唐代诗人温庭筠（？～公元866年）也有《老君庙》诗一首，诗中有“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之句，这二首诗将“涡水处其阳”有“九井”、“灵溪”的地理特征描述得很明白。
《全唐文》中，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有一篇《赐亳州太清宫勅》勅文指明“亳州太清宫是混元降诞之地”，地有“九龙之瑞井”。
唐代杜光庭（公元850～933年）的《道教灵验记·亳州太清宫记》（《道藏10–804》）中写道：“亳州真源县太清宫，圣
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人文历史记录，反映出老子诞生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的特征，就是：这老子庙及老子故宅，是在涡水的北面，涡水处其阳；老子庙旁，谷水注之；老子庙东，必有九井。具备了这些特征，才能是老子的诞生地。而安徽涡阳今“天静宫”之地，是与之相符的。兴造于元代的“天静宫”老子庙至今还在，正在涡河北岸，涡水处其阳；庙旁的武家河（古谷水）注入涡水之中；庙中的九口春秋时代的古井，亦在田野考古中出土。
从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考察，安徽省涡阳县正是春秋时代宋国相县，宋国相在楚国占领后改称苦县；今涡阳县与彭城（今徐州）相近，地域属沛。所以，史料中有老子是“宋国相人”、“楚苦县”人、“沛”人，等等，都是同一个地方，这地方就是今安徽省涡阳县涡河北老子庙之基。在唐代，这地方叫做真源县。
2、庄子故里探索
庄子故里在唐宋以前，没有争议，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蒙城县。
今日蒙城县，是古代蒙县而来。蒙很早就为县级行政单位了，在后汉（公元25～220年）时代，“蒙”称“蒙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得很明白：豫州，梁国有九城：其中有“蒙”城。因此，“蒙”自后汉起，就称为“蒙城”。后汉的郡和郡国的县级行政单位都称城，特别是过去单字的县，如“蒙”、“项”、“虞”等等，此后也成了“蒙城”、“项城”、“虞城”了，以后再恢复县制称呼，“蒙”就成了“蒙城县”， “城”字被保留了下来。
晋代学者张湛曾经作《列子注》这本书，张湛明确写道：“庄子，宋之蒙城人，为梁漆园吏。”可见，晋代仍沿称蒙为“蒙城”。蒙城这个地名，当起自后汉。汉晋以后，唐以前，蒙城地名有过变动，蒙城曾被叫做“山桑”，山桑侯国，但称做山桑前后，“蒙城”也是不断反复出现在史志上的。但自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蒙城重新被确认至今为“蒙城县”，1000多年中没有变化。所以，有的学者不辨史志，武断蒙城自唐代开始才有的，不符史实。
“蒙”是春秋战国就有的县级行政单位，在后汉，称为蒙城，从唐朝至今，蒙城这一名称始终不变。蒙城算得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了。
“蒙”是庄子故里，首先提出的也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附有庄子传，开头一句就是“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后汉时“蒙”为“蒙城”，庄子自是蒙城人了。
对此，宋代二位大文豪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苏东坡（公元1036～1101年）均予以确认。
《苏东坡全集》中有一篇《庄子祀堂记》，是为蒙城人建庄子祀堂而写的。文章一开头，即为“庄子，蒙人也。”这块碑近年在蒙城出土，虽为残碑半块，存原文186字，经有关专家认定，碑文文字当是苏东坡亲笔所写。
《王文公文集》中有一首诗：《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
庭下早知闲索木，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
这首诗是王安石为时任蒙城县令的苏舜钦（公元1008～1048年）大学士写的。可见，在宋代以前“庄子，蒙人”，这蒙就是蒙城，是没有争议的。
庄子故里“蒙”的争议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嘉靖年间一个叫陆应阳的人写了一本《广舆记》，把商丘东北的“蒙泽”说成是“蒙”，因为许多人都说庄子是宋国人，宋国国都在商丘，所以他寻找蒙地只在商丘附近找寻，而忽视了宋国最南部的一个真正的蒙，因而造成近现代人关于庄子故里“蒙”的笔墨官司。
根据我对宋国的考察，宋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其地域也是比较广大的，它的东南界直到今宿县、蒙城一带，当庄子的时代，宋国南部已被楚国占有。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史记·楚世家》）楚国的北界已经到达亳州南之城父。庄子生存于世的时候，蒙县已经属楚国。但是，宋国最
庄子生于公元前369年，此时蒙地为楚，宋王偃向南取地三百里之时，当庄子52岁，蒙复归于宋国，庄子83岁去世，正是三国灭宋之年。所以说，庄子是楚人，是宋人，都是对的。司马迁写《史记》，关于庄子一节，文字简短，也只能说“庄子者，蒙人也”。汉代，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说庄子“宋之蒙人”，《史记·索引》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近代人说“老、庄文化是楚文化”，这些说法都是无可厚非的，都是正确的，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今天属于涡淮地区的蒙城。商丘及其东北，至宋国灭亡，庄子去世前，从未入过楚国，如庄子是商丘人，又哪来庄子是楚人，又怎能与楚文化结缘？
《汉书·地理志》中，梁国有“蒙”：
“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
蒙有获水，获水从甾（河南民权）那里流过来，在蒙县这个地方开了一个人工渠叫获渠，这个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水。这个历史地理的坐标告诉我们：要找蒙县，必须从彭城（今徐州）向西南方向去找。而蒙泽则在商丘的东北。蒙泽到彭城只能是“东至”，甚至“东南至”了。而这一带水系全是东南向,贯通这一带水系的“获渠”也必是东北向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蒙县的地理位置正在今安徽亳州市的蒙城、涡阳一带。
是明代陆应阳之流的失察，造成今天的庄子故里的纷争，文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们不是历史地理专家，人云亦云，也是难免的。
关于老子、庄子籍贯的历史地里的考证，我花了10多年功夫，写成了2本书，有更详尽的陈述：
《老子与范蠡》，（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庄子与惠施》，即出。
三、老庄思想的产生与地域的关系
老庄思想有其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在齐鲁产生了孔子、孟子这二位思想大家；而老子、庄子则产生于涡淮大地。这二大家各有其产生的地域。
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均有其地域关系。早在春秋年代，孔子对此已经予以了关注。如果说，《诗经》是孔子所撰辑的话，他早已注意到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诗经》是华夏各国在春秋及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编辑有十五国风，“十五国风”，这便是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楚辞，当是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总集。
老子、庄子所生活的地域，当是涡淮。涡淮在老庄时代，是楚国的北部，相对于中原来说，涡淮又是南方，正属沛地。老庄文化的产生，是楚文化北进，与中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带有楚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又与楚文化不完全相同，是一种带有思辩性的、哲理性的思想文化。
朱熹早就说过，“庄子自是楚人”。（《朱子语类》）王国维也说过：“老庄之徒，生于南方。”（《屈子文学之精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蒙为宋地，庄子为宋人，然庄子之思想，实与楚人为近。”朱自清说：“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的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朱自清：《经典常谈》）。梁启超在其所制“先秦学派大势表”中，将老子、庄子、列子等，列为南派正宗，而屈原则列于南派支流。等等。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 1949）则将南北地域与思想文化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楚国在江淮一带的南方，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地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雨水便利，风景清秀，处处都与北方不同。物质生活，处境较优，精神方面，容易离开实际与质朴，而趋于玄虚与爱美。这种现象，反映到哲学或是文艺方面，都可得到同样的影响。刘师培说：‘大坻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
在以上所引的中国近现代“大师级”的名人文章中，明白地说明了老庄思想是楚文化，在江淮一带，是“南方”人。那么，说老子是鹿邑人，庄子是商丘东北人，考察楚国的北界没有越过城父（今亳州南之城父镇，鹿邑、商丘均在城父之北），又哪来老庄文化是楚文化呢？又怎么能称作“南方文化”呢？今之涡阳、蒙城，正在城父之南，正是楚国北进中的新领土，老庄生存时代，涡淮地区正属楚国，相对于中原来说，正是“南方”，正处于楚文化的氛围。也可以说，楚文化熏陶了老、庄，而老、庄又创造了楚文化。
老、庄所产生的历史地理疑团解开以后，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其他问题解开。比如：范蠡，文子，是道家人物，他们曾在涡、淮地区活动过，他们与老子之间的关系也可确定了；兵家孙武，《孙子》十三篇是继承发展了老子思想的，他功成身退；原为楚臣后为吴国大臣的伍子胥，与老子是同时代人，在城父生活过，正是在老子的家乡，他说吴王时屡屡引用老子原话。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
中国儒家文化宝库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中国道家文化宝库的大门还尚待开启，这里面有丰富的宝藏。打开这扇大门，探索老、庄地域是个开头，应该从认真考察道家思想文化源头做起，一步一步地前进，对创建当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必有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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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宗教问题探索 2005年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10 （p22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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