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堂
一个老子是道家的，另一个是道教的。道家的老子是涡阳人，是唐宋以前的真老子；道教的老子在鹿邑升仙，唐宋以后的人在鹿邑重铸了道教的老子。所以，老子有两个。
鹿邑看那里有一座老子像：道冠道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等待人们来顶礼膜拜。涡阳也有一座老子像，站在那里宣传他的“道主义”，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道独尊”，“道可道，非常道――”。
做人不能没有“道”。当今马列主义也是“道”。不过，老子的道论要早上二千多年，所以，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道家的老子在涡阳；
道教的老子在鹿邑。
我说的不错吧！
涡阳的老子庙已成规模，鹿邑正在大兴土木呢。
老子像两地都已有了，都朔造得高大巍峨。
这二座老子像，其实，不知不觉中，都已经给自己定了位：
真可谓“冥冥之中”。
老子主张“不争”，你造你的“太上老君”，我朔我的老聃李耳，各有各的侧重点。
老子在2500年中的形象是多样的。这两种形象最具有代表性罢了。
老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家乡是涡阳的。
建议涡阳，鹿邑，携手共建“老子文化”！
一，鹿邑老子庙文物古迹都是真的，不错，但都是唐宋以后的。正说明鹿邑是以“太上老君”来纪念老子的。比如“先天太后赞碑”。当然也追朔到太上老君原是老子的化身。
二，老子我们不要争了。老子主张不争，这话说的也对。我们不争，各说各的老子为好。
三，涡阳有更古老的东西，那就是秦汉以前的古代史料和田野考古足以证明老子是南方人，是楚人。而涡阳正处于南方沛地，属楚国。鹿邑却不沾边。涡阳的老子生地与唐宋以前的人文史料相符。所以，这两地分别是两位老子的纪念地。
春秋后期，楚国的北界在城父。而且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稳固的北部边界。是楚国北界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这是有史料可寻的。
请看《春秋左传》中关于城父的记载：
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
《经》：“秋，楚人伐陈。”
《传》：“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
公元前637年楚国夺取了陈国的焦、夷二地，在顿建城。此段文字记载了，早在公元前637年楚国已将焦、夷二地从陈国夺取为楚国的领地了。春秋时代的焦，即今之亳州市；夷，即是今日亳州市东南的城父镇。
襄公元年，（公元前572年）：
《传》：“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夷及陈。”“秋，楚子辛救郑。”
公元前572年，晋国军队曾侵楚国焦、夷二地，但未得逞。因此，焦、夷也仍是楚国属地。
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六月，楚子囊、郑子耳伐宋，师于訾母。”
公元前563年，楚、郑联合伐宋，在訾母集结军队。訾母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南。说明鹿邑县南面，包括城父一带仍属楚国。
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楚“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此时太子建守楚国北部边界城父。）
公元前522年，楚王为其太子建取秦女为妇，奸臣费无忌见秦女极其美丽，因劝楚平王自己娶秦女。昏王听从了奸臣的建议。于是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抓了起来，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司马奋扬事先派人去通知了太子建，太子建奔宋。
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吴国起用了投奔吴国的伍子胥，侵伐楚国的夷，即城父。
定公六年，（公元前489年）：
《传》：“六年春，吴伐陈，楚子……乃救陈，师于城父。”“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
这一年（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亲率大军到城父，因吴国伐陈，楚国战也不利，退也不利。这进退二难中，楚昭王病死于城父。此时城父当然也仍在楚国手中。
我们可以从《春秋左传》中看到，楚国在公元前637年从陈国夺取了今天的亳州和城父，到公元前489年这148年中，楚国牢牢地占有这一片土地，虽有战事，但这二个地方处于楚国的地位不变。且是楚国的北方重镇。城父，一直是在楚国的掌控中。且楚国的北界没有越过城父一带。
因此，老子为陈国人，是不可能的。鹿邑仍是陈地。终老子一生，他的生地只可能在宋、楚之间。说老子是陈国人的，那是将老子的老家搞到鹿邑去的那些唐宋以后人的说法，是不符当时历史事实的。这完全可以从《春秋左传》对城父这148年历史的反复记载中可以考察而得出结论来。
老子陈人说，相人说，楚人说的区别也就在这里。相人说，楚人说的必然结果是，今涡阳县闸北郑店才是真正的老子诞生地。
这时代是老子生活的时代。司马迁说老子是楚人，当然，楚苦县是不会跑到楚国以外去的。
| 最新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