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刘疙瘩、牛世修等领导的涡阳起义，不仅是安徽省地方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而且是清朝末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颇具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今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考有关资料，加以缕析综述，试作起义始末之考实及起义意义之探索。

                   起义原因及历史背景
                  
    涡阳，古称雉河集。同治初年，划阜阳、亳州、宿州所辖部分地区设立县治，北邻河南省永城，南毗凤台，西连阜阳，西北界亳州，东北接宿州，东南与蒙城相邻，地势“冈岭起伏，涧溪遄急，其土坟而埴”[1]。这里，“风气强悍”[2]，“其人犷以悍”[3]。咸丰年间，捻军起义就发生在这里，捻军著名的首领张乐行、张宗禹、龚得等皆占籍于此。至光绪年间，离捻军起义时期虽已三十多年，但这里捻军的后裔很多，当年参加捻军起义的幸存者也大有人在，正如《涡匪纪实》中所称：这些人“窃喜犯上作乱幸逃于法，是以三尺之童，谈及揭竿竖旗之事，无不喜形于色者，盖习俗之移人，一至于此也。”可见，涡阳劳苦大众与清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一直隐然存在，只要一遇适机，势必如干柴烈火，燃起人民反抗斗争的烽焰。
                  
    光绪二十二年以后，安徽地方连年遭受水旱灾害，“三年颗粒无收”[4]“涡河两岸十室九饥”[5]，“粮米腾贵，民间生计艰难”[6]，广大的劳苦群众已经无法生存下去。至光绪二十四年，“大水之后，继以大旱，饥民尤众，地方官毫无抚卹，追呼银粮，枷打锁押，日甚一日”[7]，以致当地的黎民百姓，“生计愈蹙，民间乏食者，至煮山薯叶，及于榆皮以充饥，然犹不易得，老赢转徒于四方，壮而黠者因相率而为盗，伏莽遍野，抢劫之案，无日无之，富者既难安业，贫者亦不聊生，于是人人有思乱之心。”[8]清王朝统治者对此亦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承认：这种局面“难保无灾民因饥掠食，畏官捕治，揭竿而起”[9]。
                  
     正是在这种人民大众已经走投无路，愤怨四起，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阶级对抗和斗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以刘疙瘩、牛世修为首的涡阳穷苦人民，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争取生存权利的英勇斗争。

                   起义经过及主要战役
                  
     刘疙瘩，本名刘朝栋，“状貌魁杰，膂力尤过人，……以颈后有赘疣，故有是称”。牛世修，亦名牛汝秀，涡阳曹市集人，以茶肆为业。刘疙瘩经常来往于涡阳、宿州、亳州、永城之间，每过曹市集，必住牛世修家，二人交情甚密。另外，魏得成、余盛五等亦与刘疙瘩有素。光绪二十四年六、七月间，刘疙瘩“以劫案多，各处访拿急，思以谋反”举事，遂将其打算告知牛世修等，牛等均表赞成，于是“反志益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逢曹市集期，刘疙瘩率领百数十人，“伪以趁墟者也，潜布于市，日方中，世修突出红旗一帜，号子众曰：‘岁饥无食，吾辈且饿毙，刘某起义，何不从之’市人哄然，应声如雷，遂蜂拥而抢盐栈，以次遍及于各肆店，比出街衢，从其后者已六、七百人矣。”[10]刘疙瘩、牛世修为首的涡阳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曹市集起义的第二天，刘疙瘩率众至大魏庄魏得成家（其父魏坤，系捻军头目，称魏踢主），“杀牛大飨，歃血为盟”，公推刘疙瘩为长，于是黄布制旗，上书“大汉盟主刘”字样。牛世修、余盛五、魏得成等，“则共领红旗一队”。随后，起义军分兵攻下石弓山、稽山等集，所过之处，富者出物（马匹、枪炮、钱麦等），贫者助人，“归之者益众”[11]。
                  
    二十八日傍晚，刘疙瘩等率众前往龙山营，并发起攻城战斗。龙山营为涡阳重镇，筑有寨濠，设防甚严，攻击两个时辰未破。旋改火攻，积柴焚烧营寨南门和东门，守军溃败，龙山营遂于二十九日攻克。是役守城清军千总吴有谋受重伤，外委吴玉阶、队目邰廷杰、李燕隆及圩长张德馨阵亡，兵丁伤亡大半，民团死者百余人。起义军缴获大量军装、粮饷、文卷等物，起义队伍已逾两千，马亦百余骑，并且装备了枪械利器，声势愈加壮大。接着，起义军向涡阳县城进攻。由于涡阳县知县欧阳霭会同清军威靖营统领张云松所率马步兵协同防守，龙山营游击何师程又带兵来援，县城未能攻下，遂退踞石弓山、丹城等地。然后分兵数路，先后攻占了自青冢寺以迄丹城双沟、新兴集、赵旗屯、耿皇寺等村堡，方圆数十里，几乎全部村寨均被起义军所控制。
                  
     十二月初一日，刘疙瘩率领起义队伍向义门集发起进攻。“义门集，又名庙子集，为涡阳首镇，当皖豫水陆之冲，南距涡阳四十里，北距亳州七十里，洋旚巨贾，往来皆经于此。邑之富民，尤多居之，夹寨深濠，极称巩固。”清政府派巡检宋超、把总孙传曾协同民团团长刘思文、刘长山等，率清军和民团分段拒守。战斗开始，异常激烈，相持半日未能攻破，起义军遂撤回丹城。初三日，起义军调集更多的队伍，再举进攻。城内闻知，“人人不寒而傈，争徙他处以避之”，城内防兵和民团亦逃之夭夭，“呼守陴人，无至者”。宋超、孙传曾突围山城，求救于南寨团练，“南寨人皆谋自保，不敢救”，义门集遂被攻克。起义军入城之后，缴获物资很多，“往来搬运，彻昼夜未能尽”，“寨内伤亡无多”。攻占义门集后，起义军以红布裹头为记，剪去发辫之半，凡所乘之马匹皆去其尾[12]。
                  
    义门集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涡河南北的广大群众，纷纷起而响应，“孙凌志起于义门集，燕怀军起于燕家牌坊，邵大发、葛怀五等起于酆家集”，起义“未及十日，众至数万，破名营，据重镇，蔓延二百余里，……其势汹汹，几将为发捻之续矣”[13]。至此，起义队伍“大致分南北两股，附近村镇相继不守，焚杀奔驰，几遍涡阳全境”【14】。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吓坏了清朝地方官员和最高统治者。直接指挥镇压起义的清军统帅——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邓华熙、河南巡抚裕长，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惊呼道：“此次刘疙瘩、牛世修等乘年岁荒歉之时，号召党徒仓猝起事，浃旬之内，蚁附至二万余人，四处焚劫，叠陷龙山、义门等镇集数十余处。匪焰日炽，飘忽靡常，皖北各州县以及毗连之江苏徐州、河南归德等属，处处震惊，纷纷告急。若非赶紧捕灭，蔓延横溃，为患何可胜言？”【15】清朝最高统治者也十分紧张，仅十二月初三至十一日短短七、八天时间，就接连发下十来道电旨和上谕，命令苏、豫、皖以及山东，直隶等省大员飞速调遣兵力，合力“剿办”。在光绪皇帝的严谕急旨驱促下，清军在寿春镇、归德镇、徐州镇等迅速集结，兵力增加。这样，就使敌我双方态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局势对起义军不利。

                  
    十二月初六日，起义军分路出击，欲节节进攻涡阳城，于张家老庄与宿州参将王凤台所率清军卓胜营遭遇，战斗失利，退往丹城。撤退途中，被清军归德镇总兵武朝聘所率马步三营截断退路，大战于石弓山、燕家牌坊之间，损失严重，士气大挫。
                  
    起义军攻占龙山营、义门集等重镇后，由于错误估计形势，拟以丹城为中心，“益为久踞”。伹清军已步步逼近，四面包围，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被迫转移。十二月初九日，刘疙瘩率数千人，尽载辎重，撤离丹城，欲出涡境，越石弓山北上。行至道竹桥，与徐州镇总兵刘青煦所率马步三营及寿春镇总兵郭宝昌所率清军遭遇，经过激战，伤亡惨重，辎重尽失，遂败而西退。是夜刘疙瘩退至龙山，又为民团所截杀，死伤十之六、七。十二月十二日，刘疙瘩率数百起义军匿居大刘庄地方，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但被各圩民团侦知，合力袭击，龙山营游击何师程亦率清军协剿。刘疙瘩虽率众拼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避湖洼内，遂被浮，缚至西阳集，被寿春镇总兵郭宝昌所杀。死时，清军讯问为何造反，刘疙瘩昂然答日：“不反亦将死，反而死，死且甘心”，遂“引颈就刃，略无怯容”【16】，英勇牺牲，
                  
    道竹桥失败后，北路重要首领孙凌志、李银、周元会等先后阵亡，牛世修、余盛五逃匿，葛怀玉（又名葛石头）率起义残部数百人且战且走，后潜回其家，化装乞丐，携其妻子路过蒙城西鄙村时，为人识破，被捕遇难。
                  
     南路首领邵大发（起义时自称仁义王），自酆家集响应起义后，于十二月初七日率五千余人，拟赴阜阳等地，路经彪狸铺、孙村店、花沟集等处，最后至张村铺。张村铺圩长备猪羊款待，并贿以银子和烟土各两千两，马十匹，均被婉拒。随后到了陈家圩，圩长陈庆之，佯作款待，暗伏团丁，待邵大发入，突然杀出，大发负伤夺门逃出，起义军因毫无戒备，数百人被杀。邵大发怒不可遏，遂指挥起义军拚杀，团丁溃不能支，被起义军聚而歼之。是晚退回郜家集时，路过周家圩，圩人抵拒，亦被起义军围而剿之。初八日，邵大发分兵两路，一路千余人，由张村铺西南渡肥河，欲南进凤台、阜阳辖境，首先占领阜涡交界之王市集，随后与阜阳知县黄家杰所率民团战于冯家圩、朱家寨。十一日进攻洱家铺、张家圩等地，十二日于路家圩被团练击败，北撤至肥河口，大部因践踏和溺水而死，渡河幸逸者“十无二三”[17]。另一路由邵大发亲自率领，进攻蔡湖东西村圩，结果失利。大发在清军卓胜营和凤颍道马队节节搜剿下，军势日蹙，加之伤创剧发，几不可支，于是率数十人隐避邵家小庄养伤。但被其族邵甲告发，被清军捕获，解送寿春镇营次。清军讯问，“则噤暗不答”[18]，遂被剖腹枭首，惨遭杀害。
                  
     刘疙瘩，邵大发牺牲后，其余部或千人一股，或数百人一支，或数十人一伙，分路与围追堵截之清军作战，北自青冢寺、双沟、龙山、青瞳以迄殷家庙，南自彪狸铺、孙村、楚殿、花沟、蔡湖以迄中兴集，方圆二百余里，辗转苦战，虽经十三、十四两昼夜浴血奋斗，终因兵力分散，势单力薄而失败。重要首领燕怀军（又名燕鸿勋，燕家牌坊人，其祖燕兹，亦是捻军蹚主）亦被俘遇害。至此，起义首领尽亡，起义队伍大部被剿。
    除上述南北两路起义主力队伍外，还有其他起义队伍或涡阳邻境响应起义的队伍与清军作成，共中较为主要的有：
                  
    十二月初七、八日，涡阳县小阎集人阎好文，在小阎集一带响应起事，自称三齐王，应者数千人。刘疙瘩、邵大发被杀害后，阎好文带领七、八百人欲由涡凤交界之阚瞳集南进凤台，入蒙城，路经佛镇、董家圩时，被邻近团练围攻截击，阎好文阵亡，队伍溃散，被杀者“积尸五、六里，截其发辫，盈两布袋”[19]。
                  
    涡阳起义爆发后，亳州人民蜂起响应，沙土集、立德寺、龙德寺等地的程二老闪、王耀青、袁石真、秦冠贤等，聚众起事，共达数千人。继而城父寨之蒋青云、程学孔，杨家集之刘有义，古城集之王今容，立德寺之傅金汤等也竖旗起事，与程二老闪等会合。是时又有辛桥集之罗亨潮、泥台店之鲁凤林亦先后起事响应。至此，“亳东南面百余里中，几无一片乾净土”[20]。初八、九日进攻忠心集，进入涡阳县境，闻刘疙瘩队伍失败，旋复归亳境；十三日夜袭孙家大营，伤亡严重；十四日夜，程二老闪、王今容等进攻龙德寺堡之李家集，为民团所败，队伍溃散，鲁凤林、罗亨潮、王耀青、袁石真、秦冠贤、程学孔、刘有义、傅金汤等先后被俘牺牲。程二老闪幸逸。“亳境遂以肃清”[21]。至此，涡阳起义基本结束。

                   起义结局及政治影响
                  
    刘疙瘩、牛世修起义，虽然发展迅猛，声势大震，但在三省清军和团练的围追堵截，协同会剿下，经过近二十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失败。起义首领刘疙瘩、牛世修[22]、邵大发、葛怀玉等先后牺牲，起义民众惨遭血洗。起义的失败，除因起义领导者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外，还因为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起义者未能克服农民起义的历史弱点所致。
                  
    首先，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这是起义失败的重要客观因素。起义队伍，虽然发展神速，响应民众“如蚁附膻，如水就下”，数日之中，竞“众遂数万”。但是，这里“十九皆负耒耟之饿夫”，既无严密组织，又未经训练，战斗力甚差。而清军，则调集了皖、豫、苏等省的正规部队，并且组织了各堡和邻境的民团，不仅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军器装备、作战能力均比起义队伍为强。起义军就是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遭到清军和民团的“分击合剿”、“面面兜合”和“处处截杀”，不能“出涡境一步”【23】，最后终于被残酷镇压。

    其次，仓猝起事，缺乏统一严密的组织和指挥。刘疙瘩于光绪二十四年六、七月间始有起事造反的打算，至起事只四、五个月，显然准备并不充分。所以，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于曹市集起义时，仅有一百多人。起事当天，“从其后者”虽达六、七百人，但多为一哄而随之众，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起义的第二天，才于大魏庄魏得成家，推举刘疙瘩为“大汉盟主”，并编列成队，由牛世修、余盛五、魏得成等率领。但紧接着又分道出击石弓山、稽山等集，各自为战。起义队伍所到之处，虽然应者众多，人数骤增，但是，群股如毛，名目繁多，旗色杂糅，“或数十人为一股，或数百人为一股，皆称蹚主”【24】，各自行动。刘疙瘩、邵大发虽分别为北南两股首脑，所率队伍是起义军主力，但亦是分兵作战，各行其事，不仅没有统一的指挥，就连相互支应也甚为困难。这样，一方面分散了起义队伍的力量，削弱了战斗力；另方面，也给清军造成了分而剿之，各个击破的机会和条件，致使这次发展相当迅速的起义斗争，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就失败了。
                  
    再次，起义的领导者，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为了争夺权利，互相惨杀，一旦得势，就要成为新的统治者，脱离群众，走向反面。例如起义刚刚六、七天，刘疙瘩就与魏得成为争坐盟主之位而嫌忌。魏得成对刘疙瘩当了盟主十分不满，“居常怏怏”，“益不能堪”；刘疙瘩对魏得成之“不受其约束”，亦“心颇忌之”，“衔之愈深”，于是决意“早除之”，“乃以计诈约得成赴丹城，使刘元善邀于路而杀之，并杀其二弟”【25】。再如攻破义门集之后，刘疙瘩把在曹市集缴获的已故总兵牛师韩的黄马褂，在龙山营缴得游击何师程的皮袍，在义门集缴获巡检宋超的肩舆，“皆服而用之”，“行则排刀数十柄，护马数十匹”，“起居拟于王者”【26】。这就必然造成上下隔阂，引起内部的不满，招致严重的后果。
                  
    其四，起义军还未摆脱农民的狭隘性，报复心理严重，杀人过多，丧失民心。例如邵大发对陈、周二圩之举，虽属被迫而为，但这种不论兵民，不分老幼的大施报复，造成“两处居民，死者二千余人，焚烧屋舍数千间”，使得“乡民纷纷迁避，数十里中几墟矣”【27】。而各寨民团，本是“多持两端者”，有的与起义者“隐之与通”，有的则“心存观望”。迨闻邵大发于陈、周二圩之为，“乃大惶核，惧其及己，于是互相盟约，以死抵拒”【28】。结果，不但把可以争取的朋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促使敌人联合壮大，而且使起义军自己与广大群众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失去人心，断绝民援，陷于孤立，导致失败。
                  
    最后，起义带有很大的盲动性，加之对形势估计错误，贻误战机，遭致败北。起义的参加者，虽发展至数万人，但多系“乡里饿夫，每掠一村，辄散去，各致所掠之物于其家，而后复聚”。因此，他们“恋得财物”，无志远去。起义队伍攻破石弓山、龙山营之后，并不固守据点，抵抗清兵，巩固胜利，而是“大率争掠财物之后，即委而去之，并不留党据守”。在起义主力攻下龙山营、义门集等重要镇寨以后，因“所获钱钞、布匹甚多，恋恋于丹城一带，不能远窜”，加之错误地估计清兵因“雨雪冱寒，……旦夕难集，即集必不敢战”【29】，结果，给清政府以调集三省兵力，布署围攻堵剿的时机，使清军得以节节前进，各路清兵云集，造成四面包围丹城一带的态势。起义军被迫撤离涡境，欲“逾石弓山而北”，进入“极荒辟，非土人莫识途径”的地区，最后遭致道竹桥之战的惨败。自此以后，起义军即一蹶不振。在起义首领刘疙瘩、邵大发等相继罹难之后，起义队伍即溃不成军，不复敢与清兵交仗，“或分头奔逸，……或窜扰乡村”【30】，在清军的追剿和团练的截杀下，终于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历时仅二十多天，就被清王朝派兵残酷镇压下去。但是，它给了清王朝统治以有力的冲击。起义虽被“荡平”，但已激化的阶级矛盾并未缓和，由于苏、豫、皖等省“各属灾歉频仍”，“地方官抚绥无术”，广大劳苦群众的生计仍无出路，因此，“民气未复”，“皖豫接壤处所，仍时有聚众劫掠情事”发生【31】。这种情况，使清朝最高统治者“无日不深焦虑”，因而，除了对失职官员进行严厉处分外，不得不严饬地方官员，对“年岁荒歉，民情困苦”的地方，“认真抚恤”【32】。这些举动，未必出自统治者的本意，且有很大的欺骗性，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人民大众的革命浪潮，已经冲击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注：
                  
    [1][3][8][10][11][12][13][16]—[21][23]—[30]《涡匪纪实》赵尔巽全宗第十一号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6]河南巡抚裕长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7]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
    [4]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9]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
    [14][15]刘坤一、邓华熙、裕长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奏折。
    [22]据刘坤一、邓华熙、裕长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奏折记载，起义失败时。牛世修幸逸。但于翌年正月十四日在骆驼集被获。解蒙城杀害。
    [31]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上谕；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旨。
    [32]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