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打“120”是急、重病人及救治突发事故受伤者首选的应急措施。然而，与“120”使命不符的现象现在时有发生。某市一家医疗条件较差的私营医院因垄断“120”急救电话，使3名患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某城市发生特大交通事故，“120”救护车却把伤者送到了最远的一家医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与我国目前缺少相关“120”急救法律规章不无关系。依法规范“120”已刻不容缓。
“120”号码使用管理混乱
“120”是公益性电话号码。2003年3月1日实施的《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码号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把“120”规定为全国通用急救呼叫号码，出发点是“为民”、“便民”。但我国不少地区的“120”使用、管理均比较混乱，使其急救功能大打折扣。混乱的突出表现在“120”的落地管理。
据分析，我国目前“120”落地方式有：
“京沪模式”即在市区设立统一的“120”指挥系统平台，并延伸到各个区县。所有通信运营公司的“120”特服号都指向一家运营商。运营商再统一指向“120”指挥系统平台。因此，不管在市区还是在郊县，电话用户只要拨打“120”，都会通过网通或者电信公司直接接到“120”指挥系统平台，指挥系统平台再指向落地“120”指定医疗机构。
“天津模式”即在市区建立“120”指挥系统平台，但不延伸至郊县，郊县的电话用户拨打“120”后，由指挥系统平台以人工方式转接到“120”指定医疗机构。
“垄断式”即“120”的使用权属于某一特定医疗机构，凡紧急呼叫“120”的信息，只能接入这家医院。“120”救护车舍近求远、救治不及时因此而产生。
“多头式”即在同一市区，“120”的使用权同时归多家医疗机构拥有，对“120”的呼叫也同时接入多家医院。“120”救护车“撞车”、“抢人”现象由此引发。
“各自为政式”即在同一市区，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等多家电信运营企业，为医疗机构提供“120”急救呼叫服务时“各自为政”，互不相通。如联通用户拨打“120”，只能打通与联通签约的医疗机构，其弊端与“垄断式”无异。
上述“120”落地模式的不统一，反映出我国对“120”使用管理十分缺乏。除了前两种模式符合急救的“四统方针”和“四就原则”外，其他模式都不规范。应尽快立法保护“120”资源的合理配置，扭转“120”使用、管理的混乱局面，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120”急救合同内容需规范
“120”是免费公益电话号码，是人民群众的生命线，但对于拥有“120”使用权的医疗机构，又是一条效益线。通过“120”形成的医患之间的关系属于合同法律关系。但它具有不同于一般合同关系的两个特点。其一，这类合同是患方在危难时刻与医疗机构签订的。其二，患方对于合同的内容没有机会和能力讨价还价，处于弱势地位。
为了实现“120”的公益目的，保护广大患者的利益，国家必须对这类合同进行管理和规范。第一，应明确规定，接到“120”呼叫的医疗机构的强制救治义务，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出诊救治。第二，统一规定医疗机构出诊急救的收费范围及标准。第三，规定医疗机构须提供必要、充分的急救措施。第四，明确医患双方不履行法定义务应承担责任。
“120”急救合同如何生效
根据《合同法》第13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一方当事人（要约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受要约人）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受要约人接受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有人认为，拨打“120”电话求救行为是要约，急救中心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医院出车急救，急救中心和医院为承诺方，同意出车就是承诺。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120”急救合同不是一般的合同，它关系患者生命安危。如果将拨打“120”求救行为作为要约，急救中心或医院就有权利拒绝出诊且无需通知求救者。这样的结果有悖于“120”的宗旨，是站不住脚的。
“120”急救合同的成立认定，应贯彻接到“120”急救呼叫的急救中心或医院负有强制订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的原则。即使依照要约、承诺理论确定“120”急救合同的成立时间，也应明确只要患者拨打“120”求救，急救合同就成立、生效，急救中心或医院须及时出诊。
因此，“120”急救电话，对于电信部门来说，须依法提供免费公益性服务。对于医疗行政管理部门，是依法管理急救工作的一个窗口。对于具有急救能力的医疗机构，既意味着效益，但更重要的是责任。而对于需要急救的患者则是一条“生命线”。
基于“120”产生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现状，国家应尽快立法保护其公益地位及功能，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病救人的作用。同时明确规定“120”使用、管理的法律关系及内容，使人民法院在解决“120”急救合同纠纷时有法可依。违规者可依法得以严惩，使人民群众享有保障生命健康的权利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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