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语: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后，国内近来引发了对中医的大讨论。我们在此同时选载《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几篇有关中医评论文章，以飨网友。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4期，刊载了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以下简称《告别》)，作者以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人道主义的名义，提出告别中医药的主张。虽然名义很庄严，旗帜很鲜明，但却表现出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的错误，严重违背科学精神。
1 以偏概全
《告别》以人参无价值、春雨助孕、《内经》对水肿病论述以及污物、毒物、异物入药等为据，否定中药价值，甚至作出“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的极端结论。文章所引有据，决非杜撰，但却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缺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科学精神。因为，首先，如《本草纲目》这样在我国甚至在世界都有良好影响的著作，所载1 892种中药大都有药用价值，并且至今仍在使用，怎么会都是污物、毒物、异物呢?作者是否做过全面分析与统计?难道《本草纲目》真成了一部污物大全?毒物大全?异物大全?一个几千年来发明了用污物、毒物、异物坑害自己的民族医药，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结论啊!其次，作者所举例证，也有可商榷之处。春雨助孕，狗屎入药，显然荒谬；人参是否有药用价值，则有争论，有的研究认为无，有的研究认为有，中医一直在用，西医也在用，如“参脉注射液”，在未成共识之前，不能只举一端；至于将一些矿物类中药及一些常用中成药简单地斥为毒药，也有失公允，因为这些药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发挥着医疗作用。
一方面，历代本草都有“有毒”、“无毒”、“大毒”、“小毒”的记载，讲究炮炙，严格配伍及用量，正是为了抑制毒性，发挥作用，“十八反”、“十九畏”以及“是药三分毒”、“中病即止”等，都体现了对药物毒性的正视与努力；另一方面，由于条件所限，对中药毒性的深入了解远远不够，而这正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研究，从这点说，中医药现代化也是必须的。毒性反应应该关注，但不能以个别否定整体。如果《告别》的逻辑成立，那是不是可以因为链霉素致聋、氯霉素致再障、反应停致海豹儿，而否定西医药呢?
《告别》还举出多达49味的处方为例，否定中医方剂，这也是不成立的。中医方剂有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以《伤寒论》为例，全书113方，平均每方用药不过8味，即是明证。大处方的出现，一方面与医生的水平有关，一方面也与利益驱动下的私利膨胀有关，而且这种现象又决非中医“专利”，一个感冒，又是打点滴，又开出多种抗生素药，患者花费几百元的事，在西医中不也并非鲜见吗?以庸医否定明医，以医德低下的医生否定医德高尚的医生，并以此归罪于中医或西医本身，岂不荒唐!
《告别》为了论证，还举出严复、鲁迅等“知识界名流”主张废除中医药为据。须知，名流都有一定的知识范围，名人的话不都是名言，更不会都是真理，而且有趣的是，所举名流大都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呼吁废除汉字，主张拉丁化，作者是否也赞成?《告别》确系用汉字写成，看来也并未因为名流有话而全盘照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功不可没；但因为宗旨在反“封建主义”，所以有关学术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正所谓矫枉过正，不可简单仿效。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在中西医论争中对中医理论的态度。许多研究者都对中医理论责难，但问题的关键是：用西医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与用中医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临床疗效有明显差异，前者不如后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中医理论有种种不足，在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理论能取代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再加以诟病，甚至急于“废医存药”?你暂时又解释不了，又不许人家运用，而且人家的运用又是有效的，这是什么道理?假设几百年后会有一个所谓科学的结论，难道中医还得全部歇业，等你几百年不成?比如经络理论，不管是实证也罢，还原也罢，至今未有确解，目前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经络理论指导临床，其安全、有效、廉价的特点，已逐渐为最有理由拒绝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我们为什么却急于放弃，甚至疾呼告别呢?在批评中医界保守时，经常看到“狭隘”的“民族情结”的提法，那么以上所述观点算什么情结?非狭隘的反民族情结?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一时难下定论的继续研究，继续讨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既用不着妄下结论，也用不着居高临下式的所谓宽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决不是科学精神，不论喊多响的口号，举多大的旗帜。
2 以旧概新
《告别》不仅以偏概全，而且以旧概新。所引例证，大都是古代内容，无视中医药的发展过程，尤其无视中医药的当代现实。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旅途，尽管这种扬弃限于局部，尽管这种旅行进度缓慢。比如春雨助孕、狗屎入药之类，被后来的本草著作陆续淘汰，而且传世医药中也未见实施，即便是李时珍本人，也没证据说他真的在临床使用。当代多版次的国家药典以及中医、中药大辞典中，常用的几百种中药几乎都有现代研究结果，说明所具有的药用成份及价值。这种科学测定还不够实证、还原吗?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一些动物药不是逐渐有了替代物吗?比如牛角代犀角；植物药不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栽培了吗?从这种角度来讲，中医药发展至今，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但这个告别是告别经过实践检验是应当告别的，是个别的、局部的，保留、发展那些不能告别的。令我困惑的是：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告别》的作者是真的不知，还是视而不见呢?对于关注中医药的科技工作者在而言，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难以置信，那只能是视而不见，而视而不见的原因，只能是出于偏见。
3 全面否定
《告别》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中医药，甚至否定中医为“仁术”。
“仁术”思想一直是中医药的灵魂，历代文献、中医大家的教诲及实践至今影响、感动着后继者，这一份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是不能告别的，“苍生大医”的思想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都是珍贵的财富。事实上，“仁术”思想既是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也是理想的追求。任何一种理想与实践都存在矛盾，医学至今也不是万能的，与理想永远存在差距，但决不能因实际的不足而否定理想的旗帜。不能因为历史的局限而否定“仁爱”、“人道”的真诚。世界上的患者因误诊、误治，因科学水平的局限，每天都有死亡的，难道能因此而得出医学是不人道的，是杀人而不是救人的吗?
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原因，不外乎没有看到婴儿或视婴儿同洗澡水，前者是无知，后者是偏见。鲁迅先生曾说过，即使是一潭浊水，经过蒸馏，总能得到些许清水，何况中医药决非污水，而是宝库呢?
《告别》要告别的不仅是中医药，而且涉及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中医药没了，还有什么中西医结合?还谈什么中医药现代化?然而，现实是，虽然走过许多弯路，以上两支力量毕竟已形成为一支队伍，培养出一些著名学者，研究出一批可喜的成果，有什么理由告别他们呢?只要正视现实，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能告别中医药，日本、韩国等国家不会告别中医药，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告别与否，但从“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专利，已获专利1万多项，占我国同类专利之八成的势头看，人家巴不得中国告别中医药。难道非要演出若干年后再向外国学习中医药的闹剧不成?
《告别》还有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发展中医药事业已写进宪法，历史也已证明，人为地废除是行不通的。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告别什么是个人的自由，但要向社会公开呼吁告别中医药，就是事关民族医药事业的大事，务必谨慎、务必客观、务必全面、务必科学。按作者的意思，告别中医药者，便是“正确”而“自觉”的；还不想告别中医药者，便是不“正确”且不“自觉”的。可问题是，国家有中医药方面的领导组织机构，有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学校，有研究中医药的科研单位，有生产中药的企业，有中医、中药、中西医的刊物，更有大量被中医药治愈或正在进行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有什么理由要他们“正确”而“自觉”地告别中医药呢?
看了《告别》，始而感到“触目惊心”，继而感到十分痛心。我以为，自西医进入中国以来，虽然争论不断，但总体说来，对中国人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国人可以从两种医学中得益；在两种医学体系未融合为一体之前，中西医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存，肯定彼此的长处，批评双方的不足，尊重各自的发展，才是正确的态度，才符合科学精神。因此，不仅不能告别中医药，而且应该很好地发展中医药。
链接1:告别中医中药
作者简介：张功耀(1956-),男，湖南省郴州市人，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概要]： 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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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2:驳《告别中医中药》
作者简介：曹东义，男，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导师。研究方向：呼吸与中医外感热病。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刊出前后，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大肆传播，已是满城风雨。
1 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
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历经曲折、磨难，虽然其合法地位已经写进了《宪法》，但是，一直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地位［１］。我们所熟知的“西眼看中医”、“科眼看中医”与“哲眼看中医”，大多是善意的，有批评，也有帮助，希望中医摆脱缺陷，与时代一起进步。即使是上个世纪初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药”。
张功耀不但否定中医，而且认为中药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力主废中医、废中药，用的名词是“告别”。让谁告别？大众。用张功耀的话说“大众”就是“庸众”，因为“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是很困难的。他说：“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连经验医学也够不上；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中医“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而且“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张功耀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因此，他与余云岫一样，不是批评中医，不是帮助中医改良，而是要革中医的命。
2 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实际上，医学的起源，早于巫的产生。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曾经掌握过一部分医药知识，甲骨文的医药内容就记载于巫史。《左传》记载的医学家有许多位，他们都是专职医生，而非巫师。张功耀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没有医只有巫”，是完全错误的。公元前630年的晋医衍，前609年的齐医，前581年的秦医缓，前552年的楚医，前541年的医和等等，他们的事迹都记载于《左传》《国语》。因此，从专职中医产生就与巫分道扬镳了。前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可以说，中医与巫一直斗争了几千年。
张功耀不是探讨医学起源问题，而是要证明“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其实，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２］，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
张功耀索垢求瘢，他所例举的事例有些早已被现代中医所淘汰。面对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家李时珍，对达尔文称赞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他却能从字里行间，找出许多秽物、污物、异物、毒物来。这些虽然既不是《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他却能够“见仁见智”地一一搜集起来，大肆宣扬，为其有意丑化中医服务。
张功耀的目的只有一个：贬损中医。他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３］张功耀作为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教授，熟悉历史，更长于史学方法。他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时刻“不忘踢中医一脚”，自是别有用心。
3 只知化学医学，不懂辨证法
张功耀说：中医“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他完全不知道除中医所以有效的原因［４］，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５］。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多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６］。
4 独特学术体系缺乏有效法律保护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７］，中医的优秀学术特质正在受到世界人们的重视［８］。
这也伤了张功耀的心，他说：“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100多年的学习西洋，20年的东学西传，理应是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开始，正是加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的重要时期，中医药大有可为。张功耀自诩为正义的化身，以各种时髦的名义狂呼“告别中医中药”，借网络传播混淆视听，毒害中华优秀文化，危害中医事业。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理》、《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法》，只是参照西医西药的管理方式，附带作为中医中药的标准，中医被歧视、被限制的事实就难于扭转。
洋中药大举进军中国，他们是按什么药理申请的？中医人几千年独创的中医理论、中药理论，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买枪容易，买药难”的欧美，中药可以按食品、食品添加剂在杂货店里随便购买，而在它的“出生地中国”，却受到种种限制，这也不可，那也是假药，中药的安全性在它的祖国，难道比在“人地生疏”的欧美还没有保障吗？
自制丸散膏丹，曾经是中医创新和积累经验不可缺少的手段，限制它们就难于发展中医。一剂汤药只能吃一天，变成散剂、粉剂可以吃一个月，既节省药源又节省费用。可是汤剂合法，粉剂非法，这难道不是怪事吗？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法律出了问题吗？
5 解放中医中药，才能解决农村医疗
学西方模式，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已经看不起病；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将会继续加深。现政策不允许中医中药在农村按着自身规律发展，农民看病难急剧恶化，医疗空白使巫术、医骗子大行其道。中医与巫斗争几千年，他们经常借用中医的旗号行骗，使中医蒙冤。
过分强调学历教育，束缚了中医发展手脚。甚至异化到了“学历越高，实验越精，越不会看病”的怪现象，现代教育培育不出中医的临床人才。中医已经远离养育的“地气”，走的是脱离农民的道路。
在农村发展中医药，不用政府投资，就能极大地缓解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放开不是放任，“游击队”也应当是有组织的。可以参照驾驶证年检制度，规定不同年限的农村医生，定期培训、考核；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
参考文献
［１］邓铁涛.正确认识中医[J].中医药通报，2005，4（4）：1-4.
［２］曹东义.神医扁鹊之谜[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9-30.
［３］曹东义.中医群英战SARS[M].第一版，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535-536.
［４］曹东义.中医是善于改变微观的医学[J].中医药通报，2005，4（5）：29-33.
［５］曹东义.冲出西医病名围城，中医才能卓然自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6，23（1）：1-4.
［６］曹东义.不能用管理西药的方法管理中药[N].中国中医药报，2005-09-15.
［７］曹东义.证候是疾病微观变化的动态反映[J].中医药通报，2006，5（1）：20-23.
［８］邓铁涛.中医与未来医学[J].中医药通报，2005，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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